哑女阿花天姿聪慧，在酒家陪酒生意鼎盛，她虽然不能说话，但用手语和表情就把酒客弄得神魂癫倒了。面貌奇丑的七先生是卖手表的摊贩，他偷偷地暗恋阿花。多少次阿花被子欺负戏弄，七先生都挺身而出替她解围，阿花非常感激他的相助，而自作多情的七先生却得意洋洋自认为是（英雄救美人）！聋哑老师陆建平义务教导阿花进修功课，日子久了俩人发生了感情，他们经常出外游玩，影响了阿花的正常上班。酒廊老板对陆老师很不满意，她要设法阻止他和阿花来往。某日、陆老师送阿花回来，在酒廊後巷被三个陌生人毒打，阿花眼看心爱的人被打得血流满面，在情急之下，竟高喊（不要打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哑巴怎麼会开口说话？
《七先生与哑巴花》以1980年代台湾社会为背景，用荒诞的喜剧外壳包裹着对社会底层人物的深切关怀。导演李溯通过聋哑酒家女阿花与市井教师七先生这对看似悬殊的组合，构建了一个充满矛盾张力的故事场域。影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对“失语者”的多维度诠释——阿花无法通过语言表达情感，却用眼神和肢体动作传递出比台词更炽热的生命力；而七先生看似油滑的外表下，藏着对边缘人群的真诚共情，这种反差让角色在滑稽中透出人性的微光。
刘嘉芬的表演堪称全片的灵魂。她将聋哑人的生理特征转化为独特的表演语言：垂落的发丝在无声哭泣时颤动，指尖无意识摩挲酒杯的动作，甚至被误解时突然挺直的脊背，都精准刻画出角色在困境中的挣扎与尊严。倪敏然饰演的七先生则带着夸张的戏剧化色彩，他插科打诨时的油腔滑调，与面对阿花遭遇不公时爆发的正义感形成强烈对比，这种表演层次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小人物的生存智慧。
叙事结构上，影片采用双线并进的方式。一条是阿花突破生理限制的成长线，从被歧视的聋哑酒女到最终站上舞台获得认可；另一条则是七先生游走于市井江湖的漂泊线。两条线索在雨夜醉酒戏、街头追凶等场景中不断碰撞，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特别是阿花用手语比划出“我想唱歌”的段落，导演用升格镜头捕捉她脖颈暴起的青筋与坚定的眼神，将无声世界的呐喊转化为震撼人心的视觉力量。
作为台湾新电影运动前夕的通俗喜剧，该片在主题表达上展现出超前意识。它没有刻意美化底层生活，而是通过妓院鸨母克扣银钱的算计、警察对弱势群体的粗暴对待等细节，揭露社会的残酷真相。但创作者并未止步于批判，当结尾阿花终于唱出歌声时，那走调却真挚的旋律，恰似穿透阴霾的阳光，完成对生命尊严的最高礼赞。这种在苦难中寻找希望的创作态度，使影片超越了一般喜剧的娱乐功能，成为一曲献给平凡人的英雄颂歌。